第一层，“吃什么”。
“吃什么”是对食物的选择，但这种选择不仅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而是为了“卫生”的需要，即怎样加强生命力，祛病延年。中国人从很久以前对于“吃”有一个基本看法，即凡可吃的东西，都是药物，一般的蔬果、谷物以及禽兽之类，吃下去，都有补治身体的作用。所以文明进化之始，食物与药物是不分家的，后世有了医学，将食物与药物分为两类，但食物的药用功能仍然受到广泛重视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中国养生家中的食疗派，在食物的选择，即“吃什么”上所花的功夫，并不逊于药物。宋代兴起食方，养生家是这样来宣传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：
安身之本，必资于食，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。之别五肉五果五菜，必先之五谷，以夫生生不穷，莫如五谷为种之美也。苟明此道，安脏腑，资血气，悦神爽志，平疴去疾，何待于外求哉。孙真人谓，医者先晓病源，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，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……
考食疗一派，源远流长代有其人。远的说大约有商汤时代的伊尹。伊尹的养父有莘氏是厨司，伊尹长大后精通烹调，对食物的滋味和作用有很深的研究。他曾对商汤说;“用其新去其陈，腠理遂通，精气日新，邪气尽去，遂通利不闭也”。他的这句话，实在可以作为食疗派的一条基本理论纲领，后代人把他奉为美食家兼医药家，—点也没有夸大。近的可以举元朝著《饮膳正要》的忽思慧、明朝中期著《遵生八笺》的高濂及清初写作《食宪鸿秘》的朱彝尊。忽思慧是食疗派的集大成者，他任饮膳太医，主管宫廷饮食、药物补益工作，是皇帝身边的高级营养师。忽思慧以宫廷贵族的吃喝实践，参照诸家“本草”、名医方术，总结出一整套食补、食疗的方法和理论，写成《饮膳正要》，其本来目的是为皇帝“圣寿跻于无疆”服务，但客观上却也成为养生学的食疗应用指南。高濂是个生活在民间的杂学家，他从自己长期生病的自我经验中，对饮食结构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和要求：“防饮撰之困膏腴，修服食，苦其心腹”。这个要求推广开去，基本上适合市民阶层的养生标准。至于朱彝尊则是当时的名儒，他为什么在治经史之学外，对食物问题发生了这么大的兴趣?由于《食宪鸿秘》著者自序已失，因而不能确切知道。也许朱彝尊并不认为“吃”是小道，儒学经典《礼记》中多记烹饪的事情，孔子也说过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等很长的一段话。重颐养生命，不单单是老庄道学的观念，孔孟儒学也一样认真。以上三人，分别代表了中国的上层阶级、市民社会和知识分子在饮食与“卫生”的关系上所持有的共通立场，这似乎可以说明，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，“吃什么”具有广泛的自觉性。而这种自觉性的后面，则是对于生命的现世关怀，“故修生之士，不可以不美其饮食”，人们甚至把长生的希望也寄托在饮食补治上面，以至“吃什么”成为不少人活下去、活得好的理想目标。
